劳动纠纷案减少背后的维权之痛
一场车祸打破了李治平静的生活，此后他和家人为工伤维权四处奔波。
从自我维权到替人维权，谭英万十年来处理了近千起劳工纠纷。在他看来，最近三年，劳工纠纷逐渐减少。
“去年一年出现的劳动争议，需要走仲裁程序的案件较前两年明显减少了。”东莞劳动争议仲裁院的相关负责人近日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表示，原因主要是现在企业招工形势比较严峻，因此很多企业都十分注重员工的稳定性，都在想方设法让劳资关系变得更和谐。
数字在减少，但维权仍困难。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对许多劳动者来说，在取证困难，办案流程耗时长以及维权成本高等原因下，维权依旧是一场马拉松拉锯战。
因新合同法而爆发 因用工荒而减少
劳动争议案数字在逐年减少，其背后的主要原因是用工荒，这多少让人感到有点讽刺。
因为没有律师证，谭英万常常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去维权、做代理人。十年前当他还是个普通的劳工时，打赢了人生第一场官司。2004年他开餐馆，非典、禽流感刚过不久，他跨区从正规超市买的七斤半猪肉被没收。半个月内他三次上访，前后倒腾三个月未果。最后在“315维权日”恰逢接待的市领导，才火速解决此事，“他们觉得，一个外来工都敢告政府，这个事情还是要解决。”
专注于劳工纠纷后，谭英万记得，2007年到2008年这两年，新合同法出台的时候，劳工纠纷案呈喷涌之势。而最近三年，劳工纠纷逐渐减少，这得益于劳工保障体系逐步完善，“政府加大力度解决的同时，企业也知道，解决劳工纠纷的成本太大了。”
来自东莞市两级法院的统计数据印证了上述说法：2008年至2012年东莞两级法院每年分别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分别为23055宗、25936宗、24941宗、17183宗和18119宗。2013年截至10月20日，东莞两级法院受理劳动争议案只有11875宗。
除了“现在企业招工形势比较严峻，因此很多企业都十分注重员工的稳定性”以外，接受采访的东莞劳动争议仲裁院的相关负责人认为，人力资源部门也加大了对用人单位是否违法用工的检查力度，去年开始试行的企业欠薪预警系统，也发挥了一定作用。
“现在打工者遭遇劳资纠纷的处理方式也更趋理性，更懂得利用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是一个比较好的趋势。”上述负责人如此表示。
“尽管劳动争议案件逐年减少，但劳动维权越来越难。”谭英万说。
取证之痛“自证清白有时也很难”
无论是对61岁的张永柱还是90后的李治，案例数字的减少都是毫无意义，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出具一张工伤证明会是一件如此复杂的事情。
61岁的张永柱打了一辈子光棍，2003年，年过半百的他离开重庆市万州区长岭镇凉水村老家，只身来到东莞打工。那时候他住在工地，铆足劲一个月能挣一千多，无欲无求、养活自己已足够了。
那一次高空坠落后，张永柱的生活完全变了样。墙外喷油漆，从8米高摔下来，一把老骨头几乎散了架。当时工友熊道奎打120送他到广州白云区第一人民医院治疗。
2010年11月29日，张永柱被诊断为“腹部闭合性损伤：脾断裂，肠系膜破裂，胃壁挫伤；左第11后肋骨折；腰1、3椎体双侧横突骨折；腰2、4、5右侧横突骨折；腰3椎板、腰2及骶1突骨折；左侧腓骨骨折；头皮挫裂伤”。
张永柱前后治疗花了四五万，好在建筑老板垫了4万多，而他自己出了三千多。张永柱也不愿意去整天斗嘴扯皮，“既然老板不愿意赔，那肯定要起诉他。”张永柱说，这是他自己想到的。
他可不擅长这些，于是委托了他的重庆老乡、“假律师”谭英万，为他“打官司”。2011年11月26日，东莞市社会保障局作出工伤认定不予受理决定书，称张永柱未能提供劳动关系证明材料，经调查也无法取得相应证明材料，“决定不予受理，适用法律正确。”
随后，张永柱一纸诉状，将东莞市社保局告上法庭。
“自证‘清白’有时也很难”，谭英万说。费尽周折，终于在2012年12月18日，张永柱经东莞市社会保障局认定该次受伤为工伤。
李治的家属至今还在寻找工伤的证据。李治家属说，李治是在下班回家路上被车撞伤了脑部，为此前后共做了3次开颅手术，住院3次共2个月，花了近20万元。
李治是去年5月3日被东莞市博凯人力资源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清远分公司，派遣至顺丰速运（东莞）有限公司寮步富竹山点部，从事快件收发工作。出事前的李治每月能挣三千多元，“最多能有五千多元”，他说，“本想打工改变家里的贫穷状态，但没想到差点丢了性命，还让家里雪上加霜。”
“公司和劳务公司都不肯承担医疗费和赔偿，李治也因为没有及时报警立案而无法申请工伤理赔。”李治家属说，事发后李治一直在昏迷中，民警两度来医院调查，但因李治在ICU昏迷当中，没能陈述情况。“事后恢复记忆时肇事者早已逃逸，工伤认定死无对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