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东莞须解决新移民与原住民的融合问题
莞讯网：在国际上，东莞这座城市的知名度极低，但在中国内地的乡村，东莞却是全国知名度最高的城市之一，无数的农村青年，把东莞看作是改变个人命运的机会，为此他们风尘仆仆地来到东莞，含辛茹苦地做工挣钱，幻想在工莞淘到自己的第一桶金，并以此为基础建立自己的人生幸福或者有一天可以成家立业。
因此，与深圳一样，东莞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新移民。但他们大部分不能获得户口成为本地人，以致于深圳和东莞成为全中国人口结构倒挂最为严重的城市，在所有城市人口中，80%以上为非户籍人口，而户籍居民则只占到20%左右。但不同的是，在深圳的户籍居民中，至少8成以上也是新移民入籍而成的，但在东莞户籍人口中，新移民所占比例却很小。
所以深圳和东莞最大的不同是，在深圳，新移民已经成为城市的主流人群，而原住民则有沦为少数族群之虞，在市和区级政府中，新移民占据要职，基本控制着整个城市的政治和精英社会；而在东莞，绝大多数新移民仍被隔离在本土社会之外，它们更象游离者，在东莞的工厂里工作几年之后，再脱离而去，就象他们不曾来过。从市到镇到村和居民小组，政权和社会主体结构均由原住民把持，本土文化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新移民和原住民完全是两张皮，互不相干，原住民就象罗马共和国的公民，而新移民就象罗马共和国没有政治权利的奴隶们。
因此，对东莞来说，政府的公共服务更多是为户籍人口提供的，而打工者很少可以享受到。两大族群的互不相融，导致东莞社会成为一个畸型的社会，而且处于极端不稳定状态。东莞的社会转型，或者说建设“和谐东莞”，首要问题，必然是如何解决新移民与原住民的融合问题，没有这两大人群的融合，东莞不可能是和谐的。
也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量，2007年4月，东莞市委市政府提出了“新莞人”的概念。笔者曾与东莞政府与学界的不少人探讨过这个概念，到底哪些人算是新莞人？哪些是老莞人？老莞人是否就是指东莞原住民？新莞人是否就指所有的新移民，既包括已入户的外地人，也包括未入户的农民工？有权威人士告诉笔者，我这个理解大致是对的。比如说，象东莞市委书记刘志庚，某种意义上也是新莞人。
但是把入籍的外来公务员和打工者算在一个概念下，我觉得是很不严谨的，因为二者社会地位、经济条件、政治权利和文化层次都完全不同，而且之间没有太多交集，怎么能属于同一类人？公务员和白领阶层所享受的政府的公共服务，岂是打工者可以相提并论的？这样一个“新莞人”的概念，既会让外来人口产生角色迷惘，也会让老莞人产生不满：怎么，我们是旧的，跟不上潮流的，你们是新的、代表未来希望的？
无论如何，东莞市政府的用意是好的，籍由新莞人这个概念，增强外来人口对东莞的归属感和城市认同，也以此概念为出发，增加对外来人口的公共服务覆盖。一个有指标意义的举措是，东莞市政府筹备成立“新莞人”服务管理局，将“新莞人”纳入统一的人口管理服务体系，进行属地管理。
东莞政府已经在一系列公共服务项目上，扩大覆盖到外来人口。比如：东莞市规划建设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采取“政府投资(含补贴)为主、社会投资为辅”的模式，兴建、收购和改造一批廉租房供“新莞人”居住。主要采取了两种形式：一种是政府新建廉租房小区。全部由政府出资，产权归政府，只租不卖，建成后委托相应机构统一管理。另一种是将农民房转化为廉租房。由政府出资收购具备条件的农民房，经改造、整修后租赁给“新莞人”居住，委托相应机构统一管理。
再比如：面对“新莞人”年轻、流动性大、收入相对较低的实际情况，在社会保障中，东莞市打破城乡界限、户籍界限、用工形式界限，坚持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失业保险与职工基本养老保险捆绑参保政策，实行“扩面”联动，大力推进各险种向各群体尤其是“新莞人”群体的覆盖，将更多“新莞人”纳入参保范围，特别是突出抓好“新莞人”集中企业、新办企业的“扩面”，突破了建筑业从业人员参加工伤保险的瓶颈，在广东省率先将建筑施工从业人员全面纳入工伤保险安全网。同时，东莞市实行“统账结合”的医保模式，实施以“缴费水平低、保大病、保住院”为特征的住院基本医疗保险，既保障了“新莞人”的医疗权益，又不过分增加企业负担。
一个最实惠也广受欢迎的举措，是为新莞人提供的资助培训。东莞市政府面向“新莞人”共安排6000万元资助性培训费用，首期启动“新莞人”技能提升培训计划、岗前素质培训两个项目，计划到2010年，完成岗前素质培训40万人次，技能提升培训45万人次。经过年初试点和年中总结推广，到2007年底，东莞市共组织“新莞人”培训18.3万人次，其中岗前素质培训11.3万人次；技能提升培训7万多人次。积极推进职称制度改革的深化，对具有一技之长的乡土人才，按照实际专业技术能力水平评审专业技术资格，并在学历、论文要求等方面给予适当倾斜。
这些措施对新莞人是否加强了城市的认同感，还有待观察。更不要说新莞人与原住民之产的族群融合，那可能是一个更加具挑战性的任务。
但是，与新莞人现实生活中被动的边缘化相比，另一件头疼的事情，其实是原住民的主动自我边缘化。
《东莞经济》杂志曾在2007年初的一期中，信心满满地宣告：“东莞的城市化进程是由老东莞人与外来工共同推动的，这些老东莞人无论是政界的决策者还是商界的精英，无论是科技、思想与文化阶层的觉悟者与探索者，他们正以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引领东莞前进着；而另一种力量则是外来者，对于东莞来说他们不是单纯的入侵者，而是建设东莞的生力军，他们艰苦地创业、执着地追求，从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一步一个脚印走向成功，他们在促进东莞的经济繁荣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成就了自己的梦想和事业；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与智慧融入到了东莞的经济社会，逐步由最初的边缘人逐渐融入社会的主流，正在成为新东莞的主人。”
但是该刊物也讲述了另一类老东莞人，他们居然也处在了主流社会的边缘。
“很多人都没有固定的工作，客观地说，原因很多，比如文化水平等的制约，但主要原因还是在观念上他们惯于这种通过房租等获得的收入，而不再去费心思进取，获得更多的收入。
“在工作方面，他们都很挑肥拣瘦，收入高又轻松的工作做不来，辛苦的工作又不愿去做，世界上哪有这样的好事儿？所以干脆就不去工作了！很多才40多岁的人，整天就围在一起打牌，不去干别的事儿。”该杂志因而呼吁这样的老东莞人“回归主流”。
这些老东莞人的第二代呢？大部分人也都会固守在东莞，哪怕是出外念了大学的精英分子，很多也还是选择了回到东莞，因为在东莞他们有足够的人脉，可以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东莞理工学院的一位东莞籍大学生毫不掩饰地承认：“东莞的很多好职位都只提供给本地人！”
但是那些创业型公司，尤其是那些新移民创办的创业企业，则基本不会聘用本地人，某种意义上，他们看不起老莞人的不思进取。
这种状态也至少表明，两大族群的文化和社会融合，可能需要不止两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渐渐达成。而东莞政府的社会转型目标，对在莞1200万国民的结构性重组，正所谓任重而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