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企业在莞拿地逐年递增

　　深圳企业在莞拿地逐年递增

 

　　土地招拍挂纪录显示，2016年上半年，在临近深圳的东莞市，差不多每拍出三块工业用地，就有一块被深圳资本摘下。从2013年开始，深圳企业在莞拿地数量逐年递增。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过去三年半间，深企悄然在东莞购置了42宗、合计近4000亩工业用地，土地面积超过深圳中心城区面积的一半之多。

 

　　同样的情况也在另一座临深城市惠州出现。目前深圳企业在莞惠地区拿下的产业用地（包括工业用地、科研用地等）至少已有万亩。深圳企业在周边城市大兴土木，来自深圳的资本、技术与人才正在流入这些城市。

 

　　深企外迁，似曾相识。从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离开算起，广东省政府特聘参事陈鸿宇将外迁潮分为三波：第一波是2002-2006年，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外迁；第二波是2007 -2012年，装备制造等资本密集型企业走出去；第三波特征在2012、2013年间开始显现，技术密集型、高端产业正在向外走，港口、物流、仓储等生产性服务业起步远行。

 

　　眼下的现象究竟作何解释？

 

　　自持需求溢出

 

　　企业在临深城市购置土地，直接动因是深圳工业用地供需差距。一线城市当中，深圳面积最小，2000平方公里的土地资源，只有上海、广州的三分之一，北京的八分之一。

 

　　另一方面，深圳在土地供应中实施结构性、差别化政策，引导空间资源向产业转型升级的重点领域、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配置。

 

　　早在2008年，深圳就在工业及其他产业用地使用权招拍挂领域明确准入产业类别，规定宗地竞买人主体资格。准入指标包括从事行业年限、营收、纳税总额、项目投资金额、自有资金比例等，门槛不一。

 

　　围绕土地，大企业有谈判的筹码，中小企业碰到心仪土地，唯有厮杀，代价高昂。

 

　　2010年7月，深圳坪山聚龙山片区一块2.2万平米的工业用地入市。宗地规定：竞拍主体需从事LED显示产品生产经营3年以上，项目总投资人民币2亿元以上。这块土地引来两家正筹备上市的LED企业争抢。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11年6月上市，股票代码300232.SZ）在35轮报价后，以4822万元、较起始价溢价239%摘牌。

 

　　驱动深企在外拿地的另一个因素是土地价格。

 

　　过去三年半间，仅比较深圳与东莞两地，深企在东莞拿下的土地面积几乎等同于同时期深圳全市对外出让的工业用地量。在东莞拿下上述4000亩、约合265万平方米大小的土地，出让金总计近14亿元。同一时间，深圳共有106块工业用地入市，土地供应面积为216.79万平米，土地出让金为242.4亿元。深圳拿地代价大致是东莞的17倍。

 

　　中小规模的生产型企业若要自持土地，需放眼深圳以外，于是大量工业用地需求向外溢出。

 

　　涌入临深城市的深圳企业，横跨家用无线、移动电源、LCD显示器、医疗器械、先进装备制造等多个领域。它们手握技术，在市场占据优势份额，亟需扩充产能，直接融资需求强烈。

 

　　2015年，深圳有13家公司首发上市（IPO）。据记者统计，2011-2013年间，上述公司中有7家先后在位于深圳东部的惠州市购入土地，土地总面积达33万平方米。其中有多达6家的企业将其首批募集资金投入到落地惠州的项目，用以生产精密模具、开关电源、锂电池和车联网产品等。

 

　　以2015年的情况看，临深地区快成了深企IPO用地供应仓。“（深企）一切的故事还是围绕着土地展开。很多深圳企业到了上市临门一脚时，手里一块土地都没有。” 一位东莞曾负责招徕深企的官员总结到。

 

　　临深城市拿地潮中，深圳LED企业表现最为明显。这些企业在深圳成长，大多数在深圳长期租赁厂房。从2011年起，这个行业加快拥抱资本市场，自持土地的重要性水涨船高。土地是扩充产能的根基、企业实力的佐证、充当门面的法宝，有利于推升通过IPO审核的概率。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财政税务系主任林江告诉记者：尽管IPO相关的政策法规并未对租赁厂房的企业设限，但在实际操作中，“证监会很看重企业有没有自己拥有产权的厂房。当一个企业没有土地，经常会被认为是没有实力的”。

 

　　截至目前，深圳LED上市公司中，万润科技（002654.SZ)、海洋王（002724.SZ）等公司在东莞拿地。雷曼股份（300162.SZ)、茂硕电源（002660.SZ）、联建光电（300269.SZ）与艾比森（300389.SZ)）等则落地于惠州。

 

　　万千宠爱

 

　　松山湖科技产业园位于东莞市几何中心，距离深圳中心区约1小时车程，湖景配绿地，风光无限好。华为、中集集团、TP-LINK等企业已先后进驻此地。

 

　　一位曾在松山湖工业园区负责过招商事务的官员告诉记者：早在2005年，华为董事长任正非就带领下属到松山湖考察。当时松山湖才完成市政配套建设，招商还处在早期阶段。

 

　　过去10年中，华为先后在东莞拿下两类土地，分别是工业用地和教育科研设计用地。工业用地就位于松山湖北部工业城，当地称为“华为南方工厂”。华为终端总部拥有占地面积1900亩的土地储备。

 

　　围绕华为，管委会倾力服务。例如南方工厂2009年投产后，每天有130辆大巴运送员工通勤往返深莞两地，当地政府为其协调，在高速公路专辟两个出口。

 

　　临深城市政府的殷勤，由此可见一斑。“我们经常跟深圳企业讲，你在深圳受到千分之一、百分之一的重视，在我们这边你是万千宠爱于一身。” 松山湖前述官员称。

 

　　对当地政府而言，殷勤自有回报。2015年，华为终端（东莞）有限公司在纳税及营收上两个指标上，均居东莞全市首位。

 

　　前述官员则称，华为公司是最早落户松山湖的公司，华为确定进驻之后，带动产业链的上下游布局东莞。

 

　　外迁大讨论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统计发现：在近千家外拓或迁移的深圳企业中，有一半企业选择将总部留在深圳，其他地区仅设立分支机构，设立目的从最初的降低成本，逐渐变成提高市场占有率；两成以上企业在深圳外设立法人机构，开拓与主营业务不相关的新方向。只有不到10%的企业连根拔起，全部从深圳搬走。

 

　　广东省半导体照明产业联合创新中心主任眭世荣则观察到，深圳2000家LED企业中，有10%的企业出现了外延现象，其中60%去了惠州，15%去了东莞，15%去了与深圳隔珠江口相望的中山，一小部分去了珠三角以东的河源。搬走的只是生产制造基地，企业总部、研发、运营部门仍然留在深圳。

 

　　就此而言，深企外迁可谓“多城布局”。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副院长、企业发展研究所所长任颋则认为，定义企业是否“外迁”，先要厘清地理区位概念。“举例来说，假如深圳只局限在原来关内的范围，企业从关内移到关外就是外迁；如果把深圳理解成现在的约2000平方公里左右的城市面积，企业转移到东莞、惠州就是外迁；假如我们把深莞惠作为一个大都会圈，或者叫作‘深圳大都会圈’，那么企业到东莞、惠州去还算是外迁吗？那它就是在深圳里面了。”任颋说。

 

　　任颋表示，企业选择向东莞、惠州迁移，而不是向更远的中西部地区甚至是海外迁移，是在现有的城市行政区划格局下，围绕着深圳这个中心城市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这一表现恰恰是“留守”。

 

　　任颋称，作为中心城市，深圳在资本、信息、技术、人才等方面发挥核心配置功能，而外围区域则发挥着吸收、接纳、分工和辅助功能。（来源：财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