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大岭山大王岭抗日村落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的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始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的牺牲也是最惨重。中国军民不屈不挠、坚苦卓绝的抗日斗争，消灭并牵制了日本侵略者大量兵力，以伤亡3500万人的巨大民族牺牲，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之所以能够取得这场全民族抗战的胜利，是由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全国各种力量的团结一致英勇奋战是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全民胜利的最重要最关键的因素。在这场民族解放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高举爱国主义大旗，成为中国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在中国共产党坚持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全国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国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抗战，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基本保证。

 

　　一

 

　　“九一八”事变后，唤醒民众抗日反蒋、全国兴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东北军驻地，炮轰沈阳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拉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历时14周年，中国军民在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下，不屈不挠，艰苦卓绝地终于彻底击败了野蛮的日本侵略军。

 

　　“九一八”事变一发生，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3个月，东三省的千里河山沦于日本侵略军之手。张学良闻之跌足不已，泪流满面。可蒋介石采取不抵抗政策，令张学良的东北军进入关内。日寇的疯狂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无穷灾难；蒋介石的不抵抗行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屈辱。全国愤怒声讨日本侵略军的罪行和蒋介石的卖国行径，浪潮汹涌。但是，蒋介石既忙于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军阀混战，更忙于调派军队“围剿”红军，置民族危机于不顾。调遣30万大军对中央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亲赴南昌督战。各阶层爱国人士看到大片国土沦丧，蒋介石政府屈辱退让，兴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抗议日本的侵略暴行，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宣言，号召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

 

　　这时，日本侵略军又发动了“一·二八”上海事变企图把上海变成它侵略中国内地的新基地。蔡廷锴、蒋光鼐坚持抵抗一个多月，迫使日本侵略军动用十万大军，百艘战船，三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万余。上海军民同仇敌忾，齐心御侮。一个有工人农民和其他劳动群众、有工商业者和民族资产阶级，有爱国民主人士和国民党的爱国将军参加的广泛的抗日反蒋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蓬勃展开。这时，在蒋介石、何应钦发动了对鄂豫皖、湘鄂西根据地和中央根据地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下，中国共产党及时发出了全民族抗日的号召，高举抗日旗帜，正式发表宣言。提出在“三个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联合抗日的主张。促进了抗日救国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呼声。以宋庆龄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又同上海20多个进步团体一起组织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多次通电呼吁团结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九一八”事变消息传到东莞，东莞各界民众义愤填膺。9月下旬，东莞中学学生和莞城各小学教师披戴黑纱，在中山公园（今东莞人民公园）集会，声讨日本的侵略暴行。会后冒着滂沱大雨游行示威。沿途围观群众也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之后东莞中学学生组织三个宣传队，分赴水乡、常平等地，声泪俱下地宣传东北国土沦丧人民的惨况。“一·二八”事变后，东莞工农商各界民众进行募捐活动，支援第19路军的淞沪抗战，东莞民众得知马占山等在东北树旗抗日消息，在莞城燃放鞭炮庆祝，并发起游行捐献活动。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唤起了民众的抗日觉醒，一些知识青年探求抗日救国救亡的道路。1935年，张如、卢仲夫、王士钊、张联等在秀园成立中国青年抗日同盟“东莞分盟”，他们传阅进步书刊，组织演出救亡话剧，高唱救亡歌曲，以唤醒民众抗日救亡。

 

　　二

 

　　“一二·九”运动后，联合民众逼蒋抗日，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使日本侵略者更加肆无忌惮，1935年5月以来，制造华北事变，日本侵略军轻易地占领华北大部分地区。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华北事变后，国民党对“红军”仍坚持军事“围剿”。1935年1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提出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有爱国天良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和团体，一切有民族意识的国民党员，一切关心祖国的侨胞和国内一切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组成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共同进行抗日救国斗争。1935年10月党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1935年12月9日爆发了北平学生抗日救亡运动。“一二·九”运动是人民群众的爱国情绪在国民党政府的长期压制下的一次大爆发，学生涌上北平街头，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可是，遭到国民党军警残酷镇压。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起来，爆发抗日集会和示威游行，工人举行罢工，抗议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标志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已经到来。东莞在“中青”分盟的组织下，王鲁明（王寿棋）以东莞中学学生会主席身份，组织响应“一二·九”运动，发动莞中400多名学生上街游行，高呼“枪口对外，一致抗日”。示威游行后，即成立“东莞学生救国会”，选举王鲁明（王寿棋）为主席，组织宣传队到莞城、常平、塘厦、樟木头等宣传演说。“一二·九”运动动员了全民族的抗战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中国共产党中央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陕西瓦窑堡及时地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组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后，中国共产党一方面积极地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发展；另一方面尽可能地向国民党上层人士和军队将领宣传党的抗日主张，积极进行团结争取爱国民主人士和地方实力派的工作。争取同张学良的东北军以及杨虎城的第17路军联合抗日。同时，推动了宋哲元的国民党29军走上抗日道路，并注意开展对西北地方实力派联合抗日的工作，西北大联合的局面初步形成，西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两广地方实力派发动两广事变，逼蒋抗日停止内战。在中国共产党协助下，得到和平解决，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国共产党根据抗日形势的不断变化，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策略，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

 

　　日本侵略军步步深入华北，国民党政府同日本的矛盾越来越激烈。1936年4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创立全国各党各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公开把国民党列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对象，公开宣布党的抗日反蒋政策向逼蒋抗日政策转变。这时，蒋介石没有联共抗日的诚意，仍聚集重兵企图“围剿”陕西地区的红军，亲自到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诚率部“剿共”。张、杨多次向蒋介石进谏，竟被蒋介石斥为“犯上作乱”。于是，12月12日晨，张、杨扣留了蒋介石，囚禁了从南京来的1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发动了“西安事变”。在事变发生当天，张、杨等致电全国，说明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被迫发动事变为了督促蒋介石进行抗战并提出八项抗日主张。西安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引起强烈而复杂的反响。国际上主要国家对西安事变的态度也极为复杂。西安事变虽然是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发生的，但张学良、杨虎诚事先并没有告知中共中央。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当夜电告中共中央，中共中央立即复电，拟派周恩来前往西安，并于12月13日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重申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合作、化敌为友，共赴国仇的政策。12月17日，周恩来抵西安，与张学良商谈关于正确解决西安事变问题，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进一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五项条件，得到各界爱国人士和许多国民党上层人士的赞同。中国共产党及时采取了一系列的正确措施，团结了西安内部，使国民党不敢断然使用武力。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促进了中共中央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蒋介石被迫承诺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可是，在张学良陪同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蒋立即扣留张学良，并调集部队重新进逼西安，内战危机重新出现。周恩来坚定地解决了许多棘手的问题，巩固红军同东北军、第17路军的团结，保持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成果。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争取了千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东莞，东莞中学学生议论纷纷，并写传单、连夜张贴到课室、学生争相阅读、校内一时轰动。当时国民党当局制造了“东莞中学事件”，逮捕、开除进步学生，但在中共东莞地方组织的发动下，把抗日救亡活动扩展到乡村。东莞城乡的抗日救亡活动高潮迭起。

 

　　三

 

　　“七七事变”后，动员民众联蒋抗日，实行全民族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发动了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7月8日，中共中央通电“实行全民族抗战”，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下，富有斗争和反抗精神的中华民族同仇敌忾，驱逐日倭，复兴中华，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解放，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意志。在抗日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动员全国民众参加抗日运动。蒋介石虽然在7月17日表示了中国政府的抗战决心，但仍希望卢沟桥事变作为局部事件通过有效途径得到和平解决。于是，日本侵略军于七月底占领北平、天津后，以30万兵力向华北腹地大举进攻。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国共产党在陕北洛川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洛川会议提出了“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动员全国实行全面抗战，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上海、北平、天津等大中城市的工人群众，组织抗日义勇队、宣传队支援前线参军参战。上海等城市工商界人士踊跃认购公债，为前线将士捐赠物资。实业家胡厥文把自己的五金厂搬去延安。东南亚华侨抗日领袖陈嘉庚、美洲的司徒美堂等海外赤子，从巨商富人到小贩杂役倾力捐助。据当时国民政府统计，抗战期间，华侨义捐达到当时的国币13亿元，占中国军费的三分之一。据估计，加上其他途径的捐款捐物，华侨共贡献国币50亿元。

 

　　西安事变后，中共东莞组织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7年8月成立东莞民众御侮救亡分会，年底改名“民众抗敌后援会”。同时，相继成立“东莞青年抗敌同志会”、“东莞妇女抗敌同志会”、“东莞农民抗敌同志会”等抗日团体。进行宣传抗日、募捐慰劳。1937年10月下旬，东莞通过东莞救亡分会，先后派出16个工作队，共70多人，分赴各乡宣传动员群众抗日，1938年1月，成立东莞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中共东莞中心支部派出张如和陈修业、张高科为委员，他们组织了两个工作队。宣传群众，发动抗日救亡活动，为日后中共东莞组织带领东莞人民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打下了初步基础。

 

　　“七七事变”后，东莞成立中共东莞中心支部，1938年4月间成立中共东莞中心县委，有党员220多名，70%是小学教师和中学生，成为当时广东（除琼崖）最大的县委，领导东莞和宝安、增城部分地区，使开展人民抗日武装斗争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骨干力量。

 

　　东莞抗日救亡运动，在东莞中心支部，东莞中心县委的发动组织下不断高涨，促进东莞民众的觉醒，激发了东莞爱国青年到延安参加抗日斗争，从1937年到1938年，有30多名青年学生和小学教师奔赴延安。

 

　　在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大规模侵略的形势下，为了早日实现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中国共产党以极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艰苦工作，接连不断地与国民党举行谈判，7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等再上庐山同国民党代表蒋介石谈判，蒋介石在谈判中宣布承认陕甘宁边区，但对红军改编则坚持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各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蒋介石企图通过红军改编，迫朱德、毛泽东“出洋”，谈判未获结果，陷入僵局。这时，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大举进攻上海，蒋介石和国民党的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受到严重威胁，在全国人民抗日高潮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表示同意中共对红军改编的主张，以国共两党合作为中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正式形成。日军占领上海后，立即转兵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终究未能阻挡日军的猛烈攻击，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占领。

 

　　这时，东莞党组织积极做好敌后抗日武装斗争的准备。1937年11月间，通过何与成和赵学等共产党员的努力，与驻军153师合作举办了两期抗日青年军事训练班，动员了党员和进步青年200余人参加；训练后派到各乡去训练壮丁，组织抗日自卫队。张如、张高科在“东莞民众抗日自卫团统率委员会”，还以抗日自卫团的名义，派党员到各区乡去组织抗日自卫队。中心县委又以“自卫团”的名义，在县城东的学宫举办“自卫团军事干训班”，军训班在中心县委武装部长王作尧的领导下，成立党支部、发展党组织，很多同志就是在学习后被培养成为共产党员和抗日武装的干部。

 

　　日本侵略军加紧准备向华南进攻。东莞中心县委为了进一步组织全县的抗日武装，着力做国民党“社训总队”的统战工作，通过青抗会主席何与成争取“社训总队”副总队长颜奇的支持，被任为社训总队的政训员，并接受了一些共产党员和抗日青年到社训总队受训。东莞县社训总队是全县性的地方武装，总队部原只有第一中队，为改造成为抗日队伍，争取了中队长李达夫（后加入共产党），并派共产党员李燮邦担任第一中队副中队长，又动员118名抗日进步青年加入这个中队；6-7月间，又派共产党员陈昶去社训总队，组建第二中队，并担任第二中队长，成立党支部，派工人支部书记黄树楷担任支部书记，他带领了20多个木履工人参加这个队伍；还派一些党员去当小队长。日军侵占广州后，中心县委又动员了50余名共产党员参加壮丁常备队，东莞壮丁常备队成为东莞中心县委初步掌握的一支抗日武装。中共粤东南特委向中共中央书面报告说：东莞县委被省委认为是武装工作做得最好的一个单位。

 

　　1938年10月12日凌晨，日军在大亚湾登陆，发动了侵占华南的战争。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在县城北城楼下（莲花庵附近）的一间民居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学生要求武装起来抗日的理由，用“社训总队”的名义，成立“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建立党直接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这支队伍由中心县委宣传部长兼武装部长王作尧任队长，后又派中心县委组织部长袁?文任指导员，“青抗”“妇抗”的成员在何与成带领下到县政府请愿，要求武装抗日，向县长领了40多支旧步枪和几百发子弹，成立一支120多人的抗日武装队伍，并于10月19日晨挺进大岭山飞鹅。次日，全县各地抗日武装到飞鹅会合，总共有三百多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华南敌后地区最早成立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这支抗日武装在日本侵略军的铁蹄践踏东莞土地的时候，奋力地阻击敌人，壮丁常备队和模范壮丁队在东莞中心县委的领导下，打响了榴花战斗和白沙战斗，大大地鼓舞了广大东莞民众的抗战信心和斗志，为实行全民族的持久抗战作了准备。

 

　　四

 

　　广州武汉失守后，组织民众持久抗战，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占领和控制了珠江口，长江下游沿岸以及华北、华中主要铁路沿线约2亿人口的较发达地区。由于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坚持团结抗战，国共两党及其军队合作抗日协同作战，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灭亡中国的计划。

 

　　日本侵略军全面战略进攻的16个月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界民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大幅度分兵向河北豫北平原、山东、冀热边、绥远等敌后区开辟广大的敌后战场。在日军占领的地区中，有1亿人口的地区被解放，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持友军的正面防御作战。中国抗日战争逐步转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侵略军把主要矛头指向敌后解放区，以主力对付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对国民党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扶持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势力，推行所谓的“和平”运动，力图分裂国共合作。蒋介石集团在日本诱降和英美劝降下，逐渐执行了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从1939年12月到1943年7月，国民党顽固派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

 

　　1939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在重庆召开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确定“防共、限共、溶共、反共”方针。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设立《防共委员会》。加强军事封锁陕甘宁边区，派部队到敌后根据地搞“摩擦”。从1939年底到1940年3月，山西阎锡山一手制造了“晋西事变”，对晋西抗日决死队发动突然袭击。蒋介石命令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胡宗南部队先后占令了我5座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又在晋冀鲁豫边区向我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发动进攻。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进行了坚决的自卫斗争，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口号，实行武力反击，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坚持团结抗战，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日本侵略军于1938年11月22日占领莞城，次日从莞城、石龙、虎门三路向南扫荡。东莞中心县委王作尧领导的“抗日模范壮丁队”，转移到了樟阁，与东莞各地的抗日武装集中一起，进行了苦草洞整训。组成120多人的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由王作尧任大队长，何与成任政训员。后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要求下，争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四游击纵队直辖第二游击大队（简称“二大”）的番号，共有300多人。同时，曾生的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也取得“第四战区第二游击纵队新编游击大队”（新编大队）的番号，两支部队就是人们习惯称为“曾王部队”，受中共广东省委东江军事委员会领导。

 

　　“曾王部队”在东宝惠人民和华侨、港澳同胞的支援下，越战越强，不断发展壮大，至1939年底，已发展到800多人，初步打开了东江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局面。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影响下，广东国民党顽固派纠集顽军3000人，准备向曾王部队发动进攻。曾王部队在东江军委领导下作出“东移海陆丰”的决策。曾部从坪山、王部从乌石岩突围，一路受国民党顽军前堵后追，屡遭挫折，曾王部队800多人减员至100多人，何与成（政训员）、卢仲夫、罗尧、罗振辉、叶镜源、李燮邦等中小队干部被杀害。后在中央5月8日指示下，曾王部队秘密回到敌后东宝，坚持敌后游击战，部队改称“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曾部整编为“第三大队”，王部为“第五大队”。“三大”在东莞大岭山一带活动，“五大”在宝安阳台山和广九铁路两侧活动。10月初，尹林平、梁鸿均、邬强率领“三大”70多人，从宝安布吉挺进大岭山。开始创建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在大岭山区委的支持下宣传群众武装群众，壮大部队。不到半个月，部队就发展到200多人，至1941年5月“三大”发展到300多人，打响了黄潭战斗，毙伤日军30多人；又打响了百花洞战斗，持续了两天，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官兵五六十人。百花洞战斗的胜利，是抗战以来东莞军民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鼓舞了东莞乃至东江地区抗日军民的抗日信心。与“五大”一起创造了东江抗日游击根据地。

 

　　1940年下半年，德意日三国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日本帝国主义为早日征服中国，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国民党顽固派借日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局势，在华北第一次反共高潮失败后把反共中心转向华中。1941年1月发动了皖南事变。制造了“千古奇冤”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同日，中共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中国共产党的正义自卫立场，得到全国各界人士、民主党派的同情和支持，赢得中间势力拥护和支持。国民党当局在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不得不收敛其反共活动。

 

　　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重返惠东宝敌后，东宝惠抗日根据地不断巩固和扩大。1941年7-8月间，广东国民党顽固派密令驻惠东宝地区的顽军进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8月下旬，国民党顽军首先进攻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五大”奋起反击，将其击退。9月顽军三次进攻大王岭，均被击退后，又于10月4日以1500余兵力，大规模进攻大岭山抗日根据地，连续激战三天，部队转移外线作战，召开顽军占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1942年1月的“白石龙会议”决定成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1942年4月，国民党顽固派又纠集3000余兵力，配合日军，发动对东宝抗日根据地的残酷进攻。6月下旬，王作尧、杨康华、邬强率领主力大队和惠阳大队秘密穿插到大岭山的大王岭，会同第三大队，把敌人从大岭山赶了出去，恢复了大岭山抗日根据地。1943年下半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面转入反攻，在太平洋战场英美联军加强了对日攻势，日军为了支持太平洋战争，发动了打通平汉、粤汉和广九铁路线战役。日军占领了广九铁路中段沿线各站。至此，东莞全部沦为敌占区，日军又向东莞大岭山、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发动“扫荡”。莞城、石龙、太平的日军及伪军30师共9000多人，向大岭山区发动“万人大扫荡”。在日、伪军重重包围下，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领导下，在中共大岭山区委组织民兵撤退群众后，部队分三路突围，摆脱了日军苦心策划的“铁壁合围”。突围出来的部队在外线开展了反“扫荡”的斗争。大岭山军民粉碎“万人大扫荡”的胜利，打开了抗日游击战的新局面。1943年12月2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正式公布成立。

 

　　东江纵队成立后，下辖7个大队共3000多人，第三大队东莞地区开展扩军活动时，各级党组织积极配合，发动优秀青壮年参军，仅东坑的党组织在1944年春就动员了200多名青壮年参军。“三大”兵员不断增加，很快地扩编为三个大队。在广九铁路全线开展破袭战，与日军展开了通车与反通车的斗争，活动在广九铁路以西、东江以南、珠江以东、深圳南头以北。

 

　　这时，我华北敌后根据地、华中敌后根据地和华南敌后根据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胜利地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扫荡”斗争，度过了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人民革命武装得到了巩固和发展，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在抗战胜利后仍能维持其反动统治，更加强反共投降活动。蒋介石又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1943年5月，共产国际解散，蒋介石趁机发动反共高潮，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命令胡宗南布置了50万兵力，分兵九路“闪击”延安。中国共产党开展强有力的宣传舆论攻势。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分裂破坏抗战的阴谋，向全国发出了“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全国民众、各民主党派以及国民党内的爱国分子，纷纷谴责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国际上，苏联、英美也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中国共产党陆续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比较》《中国共产党抗击全部伪军概况》《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六年战果》《两年来国民党58个叛国将领概况》，用铁的事实证明共产党及其军队，已经成为坚持抗战的主力，中国共产党的揭露、声讨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以及国际舆论的谴责，迫得蒋介石国民党不得不暂时停止了反共的军事进攻，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就被制止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继续坚持下来。

 

　　历史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向着胜利的方向发展，苏、美、英盟军在欧洲战场取得彻底战胜德国法西斯的伟大胜利，使日本法西斯陷于完全孤立的境地，反法西斯同盟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完成对日最后作战。这时，日本还准备作垂死挣扎，进行所谓本土决战。为了继续给日本以打击，亚洲太平洋战场继续发动对日本的攻势；6月下旬，美军占领冲绳，完成“越岛进攻”的最后一战。在中国正面战场上，1945年3-4月，日军发动了老河口作战和芷江作战。在中国解放区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对日伪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军民，先后发动察南、雁北子牙河、大清河、热辽等战役，消灭日军2万余人，扩大了解放区。晋冀鲁抗日根据地军民收复了16座县城和许多据点。山东解放区军民歼灭日伪军3万余人，击毙日军旅团长，解放县城9座。晋绥抗日根据地军民把日本侵略者挤到铁路沿线附近。新四军在淮北发动宿南战役，使津浦铁路以西新四军控制的八个县连成一片；接着发起睢宁战役，摧毁敌据点17处，解放人口20万。据统计，八年抗战，新四军与日伪作战2.46万次，毙伤俘日伪军47万多人，抗击日军16万人，占侵华日军总数的22%，扩击伪军23万人，占伪军总数的30%多。在华南，东江纵队、珠江纵队、琼崖纵队分别向广九路沿线、东江两岸、雷州半岛的日伪军据点开展猛烈进攻，扩大了解放区。东江纵队从开始120人的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发展到1.1万人的东江纵队，组织起1.2万人的民兵；抗日根据地从大岭山八个乡抗日民主政权扩大到游击区总面积6万平方公里，总人口450万，日侵略军在华南共有4个半师团8万多人，在广九线的57师团被我东纵抗击70%；广州外围的104师团被东纵抗击30%，8年间作战1400余次，毙伤日军6000多人，俘虏、投诚3500余人。东莞抗日根据地是中共领导的华南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东江纵队提供了大量兵源和干部，提供了大量的给养。东莞敌后战场是中共领导的华南敌后战场的重要部分，中共东莞地方组织和东莞人民积极配合和支持东莞敌后的抗日战争，取得了胜利，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

 

　　坚持八年的抗战取得了最后胜利，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最重要的因素是中华民族的整体觉醒。是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国共两党抗日合作，工农商学兵、各界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抗日团体、社会各阶层爱国人士和国外侨胞广泛参加的全民族的抗战。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努力建立、坚持发展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抗日的力量，争取中间力量，孤立反共顽固势力，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战。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全面抗战和持久战方针，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中国共产党人以伟大爱国主义精神支撑起全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夺取抗战胜利的民族先锋。（作者系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副研究员、中国纪实文学研究会会员）（来源：东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