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以高水平开放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

　　面对疫情冲击和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我国经济社会面临着多方面挑战，如何应对挑战走出困局，如何危中寻机提升产业链价值链水平，如何培育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对此，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专访时指出，进入高水平开放新阶段，开放与改革融合、开放倒逼改革的时代特征十分突出。我国正在顺势而为，加快建立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的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这是我国依靠改革开放应对变局、开拓新局的重要动力，也是我国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关键。”

 

　　今年以来，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生效，系列稳外贸稳外资举措相继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出炉，全国版和自贸试验区版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发布，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正在抓紧修订，自贸试验区酝酿扩围……尽管国内外不确定因素增加，我国改革开放不但没有止步，而且跑出了“加速度”，并与改革相互促进。

 

　　迟福林称，今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意见》提出，“坚持扩大高水平开放和深化市场化改革互促共进”，并从构建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对外开放高地建设、健全高水平开放政策保障机制、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体系变革等方面推出系列举措。

 

　　在他看来，以高水平开放促进要素市场化改革，需要适应制度型开放趋势，着力在相关领域实现深层次市场化改革的新突破，由此释放强大的市场活力，以形成高水平开放的重要基础。还要在高水平开放中打造国际化、法治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强化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在要素获取、准入许可、经营运行、政府采购和招投标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对待。同时，大幅减少地方政府干预资源配置的范围和幅度。

 

　　在具体领域方面，迟福林认为，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的连接点，又是开放与改革的连接点。“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释放巨大内需潜力的重点，也是释放服务贸易优势以赢得国际合作竞争新优势的关键；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推进高水平开放的重大举措，也是深化市场化改革的重大任务；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既是应对变局的主动之举，也是开拓新局的主动之举。”

 

　　迟福林指出，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当务之急是形成公开市场、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例如，打破社会资本进入服务业的各类有形和无形壁垒，全面实现服务领域的平等竞争，以产业政策转型促进服务业市场化改革。此外，要充分发挥科技革命对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作用。

 

　　在迟福林看来，高水平开放还是赢得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新优势。“在新一轮全球科技革命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深刻重塑全球竞争合作格局的背景下，尤其是在疫情严重冲击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的背景下，围绕大数据、区块链、人工智能等的科技竞争日趋激烈，创新要素已成为全球争相竞夺的战略资源。”他说。

 

　　迟福林表示，总的来看，近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并在推动数字技术与传统产业融合中形成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

 

　　据统计，2019年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达到59.5%；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评估显示，我国创新指数位居世界第14位；数字经济规模达到35.8万亿元，占GDP的比重为36.2%。

 

　　迟福林表示，从现实情况看，我国距离创新强国还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部分基础领域与关键性领域仍面临“卡脖子”问题。

 

　　当前，全球优质创新要素在世界范围内加速流动，跨地区、跨国界的开放式创新成为基本特征。“面对日益激烈的科技竞争和某些科技软肋，我国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与创新发展直接融合，吸引全球优质创新要素集聚，更具战略性和紧迫性。”迟福林说。

 

　　在具体举措上，迟福林提出，一是要加快推进数字贸易发展。例如，对“一带一路”沿线有条件的国家和地区实施数字旅游、数字医疗、数字健康、数字教育、数字基础设施等项下的自由贸易政策，构建数字贸易大网络；二是率先在海南自由贸易港等地区建立面向东南亚的数字经济中心，探索更加安全便利的数据流动新规则；三是制定并完善国家科技开放的管理制度，依托超大规模消费市场主动开展高水平的国际科技合作；四是加快推进科技要素市场化改革，打破科技领域人才、资金等要素配置的体制机制障碍，进一步扩大创新主体自主权，建立以科研人员为中心的科技创新激励机制，并在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等方面与国际接轨。（ 记者　王文博　北京报道）